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明治维新，失败与成功的原因都不是单一的，变革的结果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紧密的联系。今天成都一对一辅导小编为同学们搜集整理了相关看法，一起来看看：保守派势力过大是不是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因有哪些?希望能够为同学们提供帮助。

　　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相对应的中国近代史事件不仅仅是洋务运动，还应该包括同治中兴和戊戌变法。

　　日本的近代史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几乎划时代的大事件，如尊王攘夷，黑船来航，生麦事件，王政复古，倒幕运动，明治维新等都是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推进，在1853年黑船来航至1904年打败俄国的50年里，没有犯过什么过错，几乎是一路高歌猛进。

　　反观中国，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除了同治中兴有的成果外，其后发生的事件，天津教案，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乙亥建储，庚子之乱等基本上都是倒退和归零。中日两国同一时期、同一背景下社会变革的结果截然相反，个中原因，不得不令中国人深思。

　　日本强者为师的传统

　　鸦片战争以前，日本在历一直以中国为师，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日本一直自居于中华文化圈的边缘，亦步亦趋。

　　日本以中国为师始于隋唐。从公元630年(唐贞观四年)起，到安史之乱前，日本共派了19批遣唐史，每次人数多的有500多人，少的也有100多人。要知道，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到中国的旅途是很危险的，几乎每一次都有海难发生，这也是日本为什么一次要派出500多人的原因。日本当时较有名的在华留学生是安倍仲麻吕，他在长安留学多年，参加了科举考试并中了进士，甚至当了唐朝的高官。

　　遣唐史把中国的文化、政治等方面的成就带回日本，的大化新改就是模仿唐朝中央集权制度。从隋唐开始，日本将中文典籍和儒家文化视为学问而加以崇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之前。

　　鸦片战争中清朝的战败让日本大吃一惊，强大如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都面前不堪一击，让日本人难以置信，但又是不争的现实，于是中国形象在日本开始坍塌。

　　1853年黑船来航以后，日本又一次感到了震惊。以前在魏源的《圣武记》里读到的坚船利炮原来这么可怕。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修·佩里上校率领四艘军舰抵达横须贺，其中的旗舰密西西比号是当时世界上较先进的铁甲蒸汽动力舰，从美国西海岸抵达日本仅需18天。而有能力建造这样军舰的美国也瞬间成了日本人新的崇拜对象。

　　日本历没有思想的传统，因此在整个近代史里没有康有为和梁启这个等第的思想家，后来日本家喻户晓的国民教师福泽渝吉按照中国的标准不算思想家。所以，当年轻的萨道义在日本的报纸上发表评论日本时政的政论文章时，立即被日本人奉为圭臬。他们把萨道义的文章汇编成册，就是的《英国策论》，而萨道义也成了明治维新的导师。

　　尤其是生麦事件以后，日本确立了以英国为参照系的国策，同为岛国，英国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日本，为日本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埋下了伏笔。

　　所以，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在没有包袱的前提下推进的，其实就是照搬和引进西方社会的制度、思想和文化。明治维新的口号就是“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

　　中日两国社会变革的动机截然不同

　　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一次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在鸦片战争之前，日本的政权控制在德川幕府手中，而天皇所代表的朝廷已经有一千年没有问政了。幕府以下有大大小小的诸侯，他们有各自的地盘。整个日本松散而凌乱，是靠着忠诚的观念、军事依存和宗教粘合在一起。

　　所以，当鸦片战争促使日本人觉醒时，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要有一个大一统的日本。尊王攘夷是日本有识之士当时能想到的较朴素的统一方案。紧接着发生的黑船事件促使整个日本重新反思攘夷的后果和日本应有的国际定位，后来在萨道义的指导下，一步一步走到了明治维新。

　　可以说，日本明治维新的动机就是富国强兵，融入主流社会。福泽渝吉的观点即是对日本处境的思索，也是对全民思潮的集大成。他脱亚入欧理论得到了日本朝野的一致认同，他本人被称为国民教师，就是日本全民统一思想的结果。可以说，明治维新是除了幕府以外的阶层，包括平民、大名、强藩、天皇的共识，所以几乎没有阻碍。

　　反观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变革都是顶层设计，没有一次是发自民间。每一次大的变革都是在外部危机迫在眉睫的关头进行的，而且，一旦外部危机缓解，变革立即就会停止。这使得中国的社会变革有了一个明确的边界，那就是统治者能忍受的范围，一旦溢出这个边界，必定遭到惨烈的打击。这就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很难成功，也不可能一步到位。

　　晚清的洋务运动是历时较长的社会变革，但却深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严格限制。在对西方事务的引进中，仅限于器物、工艺和技术，对于制度、文化和思想则严防死守。即便如此，朝野上下都把这些不得不引进的东西当成奇技淫巧，用鄙夷和戒备的心态迎接西方几百年积累的科学技术成果。

　　在戊戌变法中这种心态被发挥到了极致，因此造成了朝中新旧两派的激烈冲突。由于朝中较有权势的后党完全不认同，帝党推行的政策寸步难行，较后新旧两派势同水火。戊戌变法中对立的两派本来同属于统治集团，但由于变法派全部来自底层官员，归根结底是造反派对当权派的挑战。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社会变革不可能通过达成社会共识的方式去完成，实际上不得不借助外力，于是列强的坚船利炮、激进的社会革命等方式应运而生。

　　中国保守派势力过于强大

　　晚清中国的社会变革的失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保守势力过于强大。

　　这种保守势力以朝中的理学名臣为。理学就是今天所说的宋明理学或道学，是中国古代较主流的哲学流派。理学的天理是道德神学，同时成为儒家神权和王权的合法性依据。

　　在晚清中国，理学的地位可以说是至高无上，几乎的读书人都要受到它的影响，读书好就需要讲理学，连曾国藩这样的洋务运动也不能免俗。讲理学的大家也是整个世林的领袖，能够控制清流和舆论。

　　与我们今天的想象不同，晚清朝中理学大佬都是满洲亲贵。同治朝的文渊阁大学士倭仁，光绪朝的体仁阁大学士徐桐，三等承恩公、翰林院掌院学士崇琦，都是赫赫有名的理学泰斗。倭仁曾经是恭亲王奕訢的政敌，极力反对筹设同仁馆。徐桐和崇琦则是乙亥建储和庚子之乱的罪魁祸首。在理学旗帜的召唤下，顽固派实力强大，基本上是一呼百诺的局面。

　　1870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开始筹设电报，在山海关连接太平洋电缆完工后，却遭到朝野强烈反对。工科给事中陈彝给皇帝上折说，“电线之设，横冲直贯，地脉既绝，风侵水灌，为子孙者心何以安?藉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这是很严重的指责，上升到了动摇国本的高度了。于是，山海关到北京的电线无法铺设，收到电报需用快马驿递的方式送到北京。

　　不仅如此，宋明理学倡导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在中国民间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只不过它是以盲目排外和反智为特征。1870年的天津教案，1897年的曹州教案，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等都是这种民间情绪的集中反映。

　　这种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的统一，使得中国一项社会变革都会缺乏共识，不能达成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全社会一致的价值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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